1948年12月17日，我们的部队成功占领了万寿山和五塔寺，标志着对北平城的包围圈彻底形成。

当时，负责守卫这座城市的国民党军队指挥官是傅作义。

打还是投降？傅作义陷入了两难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

另外，硬拼也打不赢，傅作义看来只有投降这一条路可选了。

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有人向傅作义献上了一条妙计，这让他终于下定了决心，决定与我们党展开和平谈判。这一决策，直接推动了后来北平的和平解放。

这位女士就是傅作义的女儿，名叫傅冬菊。

傅冬菊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的女儿，但她内心充满了对革命事业的热情与向往。

她和我党的故事，早在她的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开始了。

1939年，年仅15岁的傅冬菊来到重庆，在那里进入南开中学开始了她的高中学习生涯。

在求学阶段，傅冬菊一有时间就会跑到《新华日报》报社串门。

就在这家报社工作期间，她有幸结识了周恩来。周恩来不仅热情地接见了她，这次相遇也为后来北平的和平解放播下了希望的种子。

在《新华日报》工作期间，傅冬菊接触到许多革命理念和志同道合的伙伴，内心深受触动，没过多久就参加了由我党创办的进步青年团体“号角社”。

傅冬菊那时才十几岁，就已经是个满腔革命热情的小战士了。不过，她真正成为共产党员，还得等到1947年。

早在1942年，傅冬菊在西南联大英语系读书时，就毅然选择了革命道路，很快秘密加入了地下党组织，成为我们党的一名重要联络员。

在昆明的三年间，她积极参与了我党指导下的进步团体——“民主青年联盟”。

1947年11月15日，年仅23岁的傅冬菊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她的任务，没有辜负党的期望。

那时候正值国共内战，很多我党成员都被抓了。傅冬菊凭借自己是傅作义女儿的特殊身份，通过多方周旋，最终顺利救出了许多被捕的同志。

傅冬菊利用自己的特殊背景，在与国民党高官子女的交往过程中，巧妙地将一份份关键情报传递给组织，为革命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1948年年底，国民党的形势已经非常不妙。当北平城被解放军团团围住时，傅作义心里七上八下，完全没了主意，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

就在这时，国民政府"国防部长"徐永昌突然出现在北平，让傅作义感到十分意外。

徐永昌此行是带着老蒋的指示，要求傅作义带领部队向南撤退。

面对蒋介石的指令，傅作义没有马上照办，原因在于此时傅冬菊又一次起到了关键作用，她的影响力让傅作义选择了暂缓行动。

根据组织安排，傅冬菊重新回到了傅作义身边，她毫不隐瞒地向父亲坦白了自己是共产党党员的事实。

傅冬菊当时明确表示：我受共产党委派，作为代表前来。

傅作义听到这个消息并不感到特别意外，因为从女儿平时的行为中，他早就看出了她的真实身份。

他直接问：你是聂荣臻那边的人，还是毛泽东派来的？

傅冬菊经过请示后，说明自己是受毛泽东委派而来。

这番话充分展现了我们党的真诚态度，体现了我们真心实意希望与傅作义进行和平谈判的愿望。说到底，大家都是炎黄子孙，谁都不愿意看到战火纷飞的局面。

傅冬菊耐心劝说，用情感打动，以道理服人，向傅作义详细说明了北平和平解放的重要性。

她在讨论中提到，北京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，拥有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，如果爆发战争，这些古迹很可能会遭到破坏，而且还会造成无辜平民的伤亡。

从金钱、习俗、过往故事等多个角度，仔细探讨打仗带来的各种影响。

傅冬菊的劝说让傅作义开始考虑和平谈判的可能性。

不过，南京政府这边也没闲着，老蒋向傅作义抛出了橄榄枝，希望他能带着部队撤到南方，为以后的反攻做准备。

此时的傅作义，心里已经打定主意要和国民党撇清关系，准备走和谈这条路，所以对蒋介石根本不予理会。

傅作义随后提笔写了一封信，让傅冬菊帮忙转交给毛泽东，在信中表明了自己希望进行和平谈判的意愿。

在那段日子里，我们党和傅作义进行了两轮磋商。不过，由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看法不同，最终没能谈拢。

1949年1月中旬，天津的和平解放，彻底击溃了傅作义的防线。

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傅冬菊再次站了出来。在家庭聚餐的场合，她重新向父亲详细解释了我们党的理念和观点，费尽口舌试图让傅作义改变主意。

傅作义担心自己会被当成投降者，心里有些不安。傅冬菊按照上级的安排，向他做出了明确的承诺，这番话彻底打消了傅作义的犹豫。

1月16日晚上，傅作义派出的谈判代表，也是他结拜兄弟的邓宝珊，与共产党方面的负责人进行了会面。

在这次会谈中，两方最终谈妥了，傅作义的军队定在21号出城进行整编。

北平的和平解放，给其他城市的解放树立了和平典范。之后，很多城市都没有经过战斗，陆续获得了自由。

傅冬菊在这件事上起了决定性作用，称得上是推动整件事情的核心人物。她为团队立下不少功劳，获得表彰也是实至名归。

不过她最后还是决定回天津，在《进步日报》继续干她熟悉的新闻工作。

1949年8月，距离上次离开已经过去半年，傅冬菊加入了第二野战军的西南服务团。她从北平出发，一路跋涉到云南，经过多次战斗，最终回到了她曾经读书的地方，那里她已经离开十多年了。

傅冬菊曾参与创办《云南日报》，为云南的解放工作出了不少力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傅冬菊加入了《人民日报》社，先后在记者和文艺两个部门任职。她在岗位上积极参与外文资料的翻译工作，做出了不少贡献。

从那时起，傅冬菊就在《人民日报》扎下了根，一干就是三十多个春秋。直到1982年，她才换到了新的工作岗位。

尽管傅冬菊已59岁，步入老年，头发也染上了白霜，但她依然全情投入，认真负责地完成每一项工作。

1995年，傅冬菊72岁时正式退休，告别了她多年的职业生涯。

傅冬菊的伴侣叫周毅之，他原本是从越南回来的华侨，现在担任《人民日报》驻香港新华社的主要记者。两人因为工作相识，最终发展成为伴侣。

傅冬菊退休后的第二年，丈夫周毅之先离开了人世。他们养育了三个女儿，如今都在国外工作生活。

傅冬菊年老后健康状况不佳，有限的退休工资几乎全花在了药品和请保姆上，她居住在一间简朴的旧屋里。

尽管困难重重，傅冬菊和弟弟傅恒还是坚持为“希望工程”献出爱心。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，最终在山西老家建起了两所希望小学。

2007年7月2日，傅冬菊因病在北京离世，享年84岁。她的一生充满光彩，最终安详地画上了句号。

傅冬菊长期以来极少在公开场合谈及自己的父亲。

她觉得自己的举动再普通不过，每个中国人都会这么做，根本没什么好大肆宣扬的。

她出身显赫，却始终过着普通人的生活。虽然职位普通，但她用平凡的身份，做出了令人敬佩的非凡贡献。

这种精神品格，正是无数革命先烈身上闪耀的，也是我们始终努力追寻的崇高境界。

根据相关资料显示：

傅作义父女的故事——《统一论坛》1998年首期刊载，篇幅四页，从43到46页。

傅冬菊：潜伏在父亲身边——《天津支部生活》2021年第16期16-17页，共2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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